對賭協議的效力研判 | 凌云專欄

2019-11-07 00:20:07 云南凌云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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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江南對賭事件”使得對賭協議被大眾所熟知,本文從最高人民法院的“海富案”【(2012)民提字第11號】與最新的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華工案”【(2019)蘇民再62號】出發,厘清法院在認定對賭協議效力時的法律邏輯:

一、“海富案”的法律邏輯:投資人與目標公司的股東或實際控制人的對賭協議有效,與目標公司的對賭協議無效。

“海富案”作為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的對賭第一案,其裁判結果成功實現了全國類案同裁的效果。據【(2012)民提字第11號】判決書顯示,“在《增資協議書》中,迪亞公司對于海富公司的補償承諾并不損害公司及公司債權人的利益,不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是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是有效的。”迪亞公司作為世恒公司的股東,海富公司與之對賭有效。

另“如果世恒公司實際凈利潤低于3000萬元,則海富公司有權從世恒公司處獲得補償,并約定了計算公式。這一約定使得海富公司的投資可以取得相對固定的收益,該收益脫離了世恒公司的經營業績,損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債權人利益”。筆者認為,《增資協議書》的約定賦予股東即海富公司,有權在不經過法定利潤分配程序的情況下,要求世恒公司直接給予其補償,該約定不僅損害了公司、股東、債權人的權益,也直接違反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第八條合營企業關于利潤分配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由此認定該約定無效,即海富公司(投資人)與世恒公司(目標公司)的對賭無效。

二、“華工案”的法律邏輯:有效的對賭協議需綜合考量“協議效力”與“協議履行可能性”。

據(2019)蘇民再62號判決書顯示:“該約定雖為相對固定收益,但約定的年回報率為8%,與同期企業融資成本相比并不明顯過高,不存在脫離目標公司正常經營下所應負擔的經營成本及所能獲得的經營業績的企業正常經營規律。華工公司、揚鍛集團公司及揚鍛集團公司全體股東關于華工公司上述投資收益的約定,不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合同無效的情形,亦不屬于合同法所規定的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條款,不存在顯失公平的問題。”

另,“案涉對賭協議約定的股份回購條款具備事實上的履行可能”,從而認定對賭協議有效。

三、“海富案”與“華工案”的法理分析

合同效力認定應當遵循“合同行為(締約)”和“合同履行行為(履約)”相區分。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在“華工案”中,說理邏輯嚴格遵循前述法理,裁判文書中的第(三)點談“案涉對賭協議效力應認定有效”,第四點談“案涉對賭協議具備履行可能性”。在認定對賭協議已經有效的前提下,“履行可能性”實質上是重申對賭協議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的“海富案”裁判文書顯示,履行與目標公司約定的業績補償,使得投資人取得脫離公司經營業績的收益,損害公司和債權人權益,故合同無效,并未區分“合同行為(締約)”和“合同履行行為(履約)”,僅從“合同履行行為(履約)”違反法律、損害其他人利益角度認定對賭協議無效,“合同履行行為(履約)”效力在所不問。由此可知,對賭協議未滿足“合同行為(締約)”和“合同履行行為(履約)”或之一者,對賭協議均無效。

綜上所述,對賭協議效力的最終裁判依據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但該法條第(五)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屬于引致性條款,其本身并不能作為對賭協議的效力判斷依據,必須結合法律、行政法規的具體規定予以判斷。且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始終遵循“公司資本維持”與“債權人保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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